《风筝》中“军统六哥”、“鬼子六”郑耀先的身上，既有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的影子，也有总务处处长沈醉的影子，尤其是《风筝》开头郑耀先女儿那段旁白，几乎跟沈醉子女沈美娟说的一模一样，《风筝》中的很多台词，在沈醉的回忆录中都能找到原话。
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写了一本《戴笠其人》，其中很多文字，也出现在《风筝》之中，“端锅”就是戴笠亲口跟文强说的：“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欺人太甚！”
文强当时也对戴笠的“端锅说”表示赞同：“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特务机构，内有三陈（陈立夫、陈果夫、陈诚），再加上黄埔复兴社中的三人要端锅，这都是致命的难关！”
想端军统锅的人太多，戴笠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心腹也纷纷另攀高枝：文强去湖南当了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毛人凤想方设法跟陈诚和小蒋套近乎，很多没有靠山且不太识趣的中下级特务被裁撤后衣食无着，只好跑到戴笠坟前哭闹，结果当然是白哭一场。
能在军统变为保密局过程中保住饭碗的中特务小特务不到一半，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保密局全部人员的数目，内勤各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1000多名减为335人，外勤减为6023人，电讯部门人员保留了1000人，总共比原来少了近2万人。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160人；安徽、贵州、新疆等地区为乙种站，110人；更小一点的地方为丙种站，只有60人。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徐宗尧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
沈醉罗列了很多站长的名字，这里面值得我们关注、值得郑耀先“学习”的，是天津站和北平站的“末代站长”李俊才和徐宗尧：如果郑耀先不是一直坚持不放弃“风筝”的身份，后来还自认“风筝”，而是走李俊才和徐宗尧走过的路，就不会受三十年之苦了，而且肯恩还会更容易揪出“影子”。
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这个人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因为他就是电视剧《潜伏》里那个吴敬中，李俊才则可能是李涯的历史原型之一（李涯的另一个历史原型可能是吴景中当军统西北区区长时派往延安的特训班学员李琎，这个李琎潜入延安前还受过沈醉特训）：吴景中在天津解放前逃之夭夭，李俊才无奈背锅接任站长并留下来“潜伏”，那应该就是“李涯黄雀计划”的人物及事件原型——李俊才也知道“那个计划没前途”，就带着四个潜伏小组到天津军管会自首了。
天津站末代站长李俊才投诚，北平站站长徐宗尧既可以算起义，也可以算投诚，这两人后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都跟沈醉见面了。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便有不少，外勤区站长等就更多了，如文强……徐宗尧……李俊才、陈旭东……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
军统（保密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兼沈阳站站长陈旭东，可能就是电视剧《渗透》中那个比较搞笑的“陈老大”陈明的历史原型，文强在抗战胜利后到东北扩建特务系统，主要骨干中的陈旭东、陈仙洲、职务不太好说的余秀豪（我要说他当过哈尔滨公安局长，肯定有人问当时哈尔滨有没有公安局，又得解释半天）、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沈忠毅，这些名字大家看着肯定都会非常眼熟，最有意思的是吴景中在文强调走后，接任了军统东北区区长，然后吴景中调往天津，又抢了（也可以说是接过）陈仙洲的饭碗。
李俊才写了一本《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那里面有天津站历任站长沿革和所作所为，徐宗尧在张译、黄志忠主演的电视剧《光荣时代》中也出现过，而且确实是北平站站长。
徐宗尧在徐宗尧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八辑的《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中回忆：“在我走上新生的旅程中，通过学习和劳动，实现了用清河的净水冲洗污浊头脑的愿望，党对我也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从一九六二年起一直让我担任北京市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的职务，让我参与协商国家大政方针的活动。”
徐宗尧说的的“清河”，指的是他一开始学习的“清河训练大队”，原本是想让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进行工作，后来形势有变，再加上有人（冯贤年，曾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调统室少将代主任，主任是吴景中）企图逃跑，所以徐宗尧就没有在端拾器内“出去”，而上了沈醉的“同学（战犯互称）”名单。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说清了自己后来的工作时间和职务，李俊才则出现在1966年的第六批特赦人员名单中，他特赦后先后担任西安草滩农场子弟学校教师、副校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徐宗尧和李俊才虽然有一段时间在学习改造，但生活条件那是相当不错——战犯管理所的伙食不但比外面的一般人好，而且吃得比管教干部还好，沈醉说自己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的伙食标准是十六块钱一个月（1950年到1956年国庆之前，沈醉都在重庆而没有进入功德林，当时十六块钱的标准已经算是极高了）：“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也证实：“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一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从沈醉、文强、黄维的回忆中，我们不难发现李俊才和徐宗尧的“日子”都比郑耀先好过得多，在战犯管理所中有些特务的罪行更是比“鬼子六郑耀先”大得多——徐远举、周养浩尚且能被优待，郑耀先这个“军统六哥”，起码能像“军统八少将处长”中的老八沈醉一样，每天有肉吃、有烟抽，这就是我们要说的郑耀先不承认自己是风筝而可以走的活路：他只以保密局上校或“国防部二厅少将”身份自首，绝对不会被枪毙或判刑，而是会跟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现在重庆学习改造，并在1956年战犯大集中时进入功德林。
据郑耀先陈述，他是在逃离渣滓洞后被郑介民“发现”并授予少将军衔的，那时候郑介民已经不是保密局局长而是“国防部次长”，管着“国防部二厅（情报厅，是与保密局、党通局的性质差不多）”，所以郑耀先只能是“二厅少将”而非“保密局少将”——毛人凤接任局长，郑介民绝不会把郑耀先的“关系档案”放在保密局。
我们再看1975年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名单，就会发现那上面有很多二厅特务，其中跟郑耀先平级的，是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沈蕴存二厅通讯总所少将所长邱沈钧 ，如果郑耀先自首，身份应该是“二厅少将专员”，在大集中时是有资格进入功德林的。
将军级特务除了提前释放的，基本都是1975年才出去，那时候外面基本风平浪静，郑耀先就会像徐百川一样当个政协委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郑耀先如果进了功德林，是可以跟很多军统（保密局）将军级特务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的，想要追查“影子”肯定更便捷。
郑耀先要是逃到岛上，肯定会被老蒋和郑介民重用，也会获取更重要的情报，甚至连“影子”的详细档案，也会摆在他的案头；如果他进了战犯管理所，也可以衣食无忧，也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但郑耀先两条路都不选，偏偏待在山城公安局与“影子韩冰”针尖对麦芒，吃了三十年苦，最后还是没能捉到“火影子”，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郑耀先公开以“军统六哥”的身份投诚自首，是不是能享受到徐远举、周养浩的待遇？他在战犯管理所差影子，是不是更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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